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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MERS成果转化苦等伯乐
发布时间：2015-06-10
最近一则新闻引起了全球科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成员、国家“千人计划”学者姜世勃教授带领的团队，与美国科学家联合，研发出了对MERS病毒具有高抑制活性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m336)。
这一抗体是目前抵抗MERS病毒最好的候选药物之一。此前，复旦大学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2.4岁的科研团队，已经研发出抗MERS的多肽抑制剂（HR2P-M2）。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的这一科研成果要从基础研究成果变成药物，正面临着漫长的“最后一公里”。
20年积累带领年轻团队不断突破
姜世勃教授从1990年代起，就从事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究。他是国际上最早参与研发抗HIV病毒药物的研究人员之一，也是抗HIV多肽药物恩夫韦肽（Enfuvirtide）原型的发现者—这一发现开辟了一个研发抗病毒多肽药物及病毒融合抑制剂的全新领域。
姜世勃带领的科研团队非常年轻，“如果不算我，平均年龄只有28岁”。这个团队从2012年初次接触MERS病毒研究至今，已在国际专业学术杂志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
3年前，姜世勃的团队开始关注MERS病毒时，这个冷门病毒在全世界只有9个病人。“那时没人知道也不关心MERS的传染途径，如此少的病例在当时看来，是绝对没有前景的研究。”
但他判断，这一病毒与SARS不同，不会轻易消失。因为在中间宿主单峰骆驼上分离的MERS病毒，与人患者分离出的病毒序列非常相近。由于无法彻底清除携带病毒的动物，该病毒可能会不断感染人类。尤其在爆发MERS的中东地区，每年有麦加朝觐，有可能导致各国朝觐者将病毒带向全球各地。团队核心成员陆路说：“干我们这行的，每出来一个新的高致病性病毒，就希望马上研究出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为应对疫情提供技术储备。”
长期与病毒打交道的经历，更使姜世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快速判断MERS病毒药物靶点的大致位置。从2012年起，他带领着团队成员没日没夜地研究，最终发现MERS病毒的“弱点”，并设计出了能够阻断病毒感染人体的多肽抑制剂。
在国内实现成果转化有多难
虽然姜世勃团队研制出来的多肽抑制剂和m336抗体被学术界乃至医疗界都认为是最有效应对MERS的科研成果之一，但成果的转化之路并不顺利。
“圈内都知道，传染病被认为是‘穷人病’，相对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来说，不可能指望它发财。”陆路告诉记者。
事实上，姜世勃团队对这一病毒的研究从开始至今，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资金支持，仅仅依靠“千人计划”的200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维持。
去年，美国合作实验室让姜世勃团队共同参与MERS抗体的专利申请，但按照有关规定，国际专利需课题组自己掏钱申请和维持，而姜世勃的实验室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结果，倒是当时受姜世勃委托进行试验的香港大学实验室参与了国际专利的申请。
此前，韩国企业曾经来找过姜世勃，希望能够购买这一成果。但姜世勃说：“我的成果算是国有资产，加之我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成果，所以最终没有同意。”
姜世勃想在国内实现成果的转化，为此，他曾找过多家国内企业，仍然没有感兴趣的合作者。因为从科研成果到药物，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动物急性、慢性毒性试验等GLP安全评估；GMP条件下的中试生产，确证其可复制性和稳定性；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申报药监局批准进入临床实验；继续1期、2期和3期的临床实验。按照估算，在中国完成临床试验前的一系列程序，就需要3000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困惑，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遭遇过。”姜世勃说。
早在1992年，姜世勃的抗HIV多肽药物恩夫韦肽申请了美国专利，他第一时间找国内10多家企业寻求合作，没有一家感兴趣。直到2003年，这一药物在美国上市并且销量非常大，一下子国内几十家企业找上门希望合作，但这时专利早就转让出去了。
1996年，姜世勃发现了一个蛋白能够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成果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他也是第一时间跑了多家公司希望能在国内合作转化，开始也是没有下文。最后有家山西企业希望能够做成治疗HPV的生物制剂，并且提供经费开展研究。这家企业用了近20年时间，最终的回报是丰厚的：去年该HPV生物制剂成功上市，销售额近5000万元。
“不论是SARS还是MERS，这些传染病只要出现过，就必须继续研究。这不仅仅是为了成果的转化，更重要的是，对抗这些传染病的药物都是战略储备。”姜世勃说。眼下，这项抗MERS的研究成果，仍然在实验室里等待“中国伯乐”。
（转载自文汇报）
这一抗体是目前抵抗MERS病毒最好的候选药物之一。此前，复旦大学这个平均年龄只有32.4岁的科研团队，已经研发出抗MERS的多肽抑制剂（HR2P-M2）。遗憾的是，中国科学家的这一科研成果要从基础研究成果变成药物，正面临着漫长的“最后一公里”。
20年积累带领年轻团队不断突破
姜世勃教授从1990年代起，就从事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究。他是国际上最早参与研发抗HIV病毒药物的研究人员之一，也是抗HIV多肽药物恩夫韦肽（Enfuvirtide）原型的发现者—这一发现开辟了一个研发抗病毒多肽药物及病毒融合抑制剂的全新领域。
姜世勃带领的科研团队非常年轻，“如果不算我，平均年龄只有28岁”。这个团队从2012年初次接触MERS病毒研究至今，已在国际专业学术杂志发表相关研究论文20余篇。
3年前，姜世勃的团队开始关注MERS病毒时，这个冷门病毒在全世界只有9个病人。“那时没人知道也不关心MERS的传染途径，如此少的病例在当时看来，是绝对没有前景的研究。”
但他判断，这一病毒与SARS不同，不会轻易消失。因为在中间宿主单峰骆驼上分离的MERS病毒，与人患者分离出的病毒序列非常相近。由于无法彻底清除携带病毒的动物，该病毒可能会不断感染人类。尤其在爆发MERS的中东地区，每年有麦加朝觐，有可能导致各国朝觐者将病毒带向全球各地。团队核心成员陆路说：“干我们这行的，每出来一个新的高致病性病毒，就希望马上研究出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为应对疫情提供技术储备。”
长期与病毒打交道的经历，更使姜世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快速判断MERS病毒药物靶点的大致位置。从2012年起，他带领着团队成员没日没夜地研究，最终发现MERS病毒的“弱点”，并设计出了能够阻断病毒感染人体的多肽抑制剂。
在国内实现成果转化有多难
虽然姜世勃团队研制出来的多肽抑制剂和m336抗体被学术界乃至医疗界都认为是最有效应对MERS的科研成果之一，但成果的转化之路并不顺利。
“圈内都知道，传染病被认为是‘穷人病’，相对癌症的研究和治疗来说，不可能指望它发财。”陆路告诉记者。
事实上，姜世勃团队对这一病毒的研究从开始至今，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资金支持，仅仅依靠“千人计划”的200万元人民币启动资金维持。
去年，美国合作实验室让姜世勃团队共同参与MERS抗体的专利申请，但按照有关规定，国际专利需课题组自己掏钱申请和维持，而姜世勃的实验室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结果，倒是当时受姜世勃委托进行试验的香港大学实验室参与了国际专利的申请。
此前，韩国企业曾经来找过姜世勃，希望能够购买这一成果。但姜世勃说：“我的成果算是国有资产，加之我认为这是中国科学界的成果，所以最终没有同意。”
姜世勃想在国内实现成果的转化，为此，他曾找过多家国内企业，仍然没有感兴趣的合作者。因为从科研成果到药物，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动物急性、慢性毒性试验等GLP安全评估；GMP条件下的中试生产，确证其可复制性和稳定性；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申报药监局批准进入临床实验；继续1期、2期和3期的临床实验。按照估算，在中国完成临床试验前的一系列程序，就需要3000万元人民币。
“这样的困惑，我们已经不止一次遭遇过。”姜世勃说。
早在1992年，姜世勃的抗HIV多肽药物恩夫韦肽申请了美国专利，他第一时间找国内10多家企业寻求合作，没有一家感兴趣。直到2003年，这一药物在美国上市并且销量非常大，一下子国内几十家企业找上门希望合作，但这时专利早就转让出去了。
1996年，姜世勃发现了一个蛋白能够预防艾滋病的性传播，成果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他也是第一时间跑了多家公司希望能在国内合作转化，开始也是没有下文。最后有家山西企业希望能够做成治疗HPV的生物制剂，并且提供经费开展研究。这家企业用了近20年时间，最终的回报是丰厚的：去年该HPV生物制剂成功上市，销售额近5000万元。
“不论是SARS还是MERS，这些传染病只要出现过，就必须继续研究。这不仅仅是为了成果的转化，更重要的是，对抗这些传染病的药物都是战略储备。”姜世勃说。眼下，这项抗MERS的研究成果，仍然在实验室里等待“中国伯乐”。
（转载自文汇报）